他只是一个不为人所重的牧羊人；而为国为民的责任心，使他的光采掩过了满朝王公大臣。 
　　卜式，河南人，自幼“以田畜为事”。其父母死后，尚“有少弟”，到弟弟成年分家时，他“独取畜羊百余，田宅财物尽与弟”，自己则入山牧羊。十多年后，“羊致千余头”，遂“置田宅”，成为富裕之家。（《汉书·卜式传》；以下凡引本传者，不再注明出处） 
　　 

“不为利惑” 

卜式风餐露宿，牧羊致富之时，正值汉王朝连续派兵反击匈奴侵扰，战争开支庞大、国家财政困难之际，卜式作为一介布衣，致富不忘国难，主动上书政府，“愿输家财半助边”。这一举动引起朝廷注意。汉武帝为此专门派遣使者前去调查他的动机和目的。使者问：“欲为官乎？”卜式回答：“自小牧羊，不习仕宦，不愿也。”使者又问：“家岂有冤，欲言事乎？”卜式说：“臣生与人亡（无）所争，邑人贫者贷之，不善者教之，所居，人皆从式，式何故见冤！”使者感到奇怪，进一步问：“苟，子何欲？”卜式说：“天子诛匈奴，愚以为贤者宜死节，有财者宜输之，如此而匈奴可灭也。”由此可见，卜式输财助边，完全出于爱国之心，并无他求。尽管如此，当汉武帝把这一情况转告给丞相公孙弘并征求他的意见时，这位“性意忌，外宽内深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十九，汉纪十一）的丞相却无法理解卜式的义举，认为“此非人情”，实属“不轨之臣”，不能作为教化的典型。武帝对此也有怀疑，于是置之不理。卜式则仍然从事牧羊生产。 
　　过了一年多，匈奴浑邪王降汉，朝廷优加安置，同时加上山东等地发生水灾，“贫民大徙”，“人或相食，方二、三千里”，而政府却“仓府空”“无以尽赡”。（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卜式闻知这一情况后，再次捐钱二十万“与河南太守，以给徒民”。汉武帝从河南呈报的当地富人济助贫民的名单中看到卜式名字，便想起一年前上书输财之事，感到卜式确是真心实意为国家，并非沽名钓誉，于是赏赐给他外徭四百人（汉制，称戍边为外徭，出三百钱可代役，赐给外徭四百人，即可得到十二万钱），但卜式旋即又将这些钱全部转给地方，以供财政之需。 
　　当时，社会上商贾们“皆争匿财，积货逐利”（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，不济国家之急，不管贫民之困。而唯独卜式依靠双手，勤劳致富，他的家财比起富商大贾们来自然极为有限，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手中有钱后，“不为利惑”（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，能够把个人致富和国家兴亡的前途联系起来，“数求入财以助县官”。（同上）为此，武帝破格拜卜式为中郎，赐爵左庶长，田十顷，同时，“布告天下，尊显以风百姓”。 
　　 

致治地方 

汉武帝为了召徕天下之财，以补政府财政不足，曾经规定捐钱献财者可以封官赐爵。按照卜式情况，自然可以任为郎官。但卜式因“不习仕宦”，因而早就表示“不愿为郎”。但武帝为了抓住这一典型，坚持要他留在朝廷担任上林（朝廷园林）牧羊官，卜式只好应诺下来。史书记载，他虽为朝官，但仍然不改布衣本色，亲自参加牧羊劳动。结果不出一年时间，上林羊群个个膘肥体壮，远非昔比。有一天，武帝路过上林，见此情景，十分高兴，便问卜式牧羊之道，卜式回答之后，接着说：“非独羊也，治民亦犹是也。”那么他的牧羊之道是什么呢？卜式自己概括为两条：“以时起居，恶者辄斥去，毋令败羊。”这就是说第一、按时料理羊的饮食和起居生活；第二、把那些劣质羊统统挑出去，不要使它们影响羊群。听罢这番话，武帝既感惊奇又受启发，觉得卜式虽出身牧羊，但懂得治民之道，是个不凡之人。于是，任命他为缑氏（今河南偃师东南）县令。他到任后，按照牧羊之道，勤政爱民，取优汰劣，致治地方，政绩显著，深得缑氏人民拥护。不久又迁成皋（今河南荥阳汜水镇），他调运军需民用，漕运成绩最突出。由此，武帝认为他忠厚朴实，确是能臣，遂拜他为齐王太傅，转而为国相，协助齐王治理政事。

请缨出战 

元鼎五年（公元前１１２年），对于汉王朝来说，是个多事之年。四月，南越王吕嘉起兵反叛，“杀汉使者及其王、王太后”；不久，西羌十万人也侵扰边境，“并与匈奴通使，攻故安、围枹”；同时，匈奴也乘机攻入五原、杀汉太守。（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形势十分严峻。汉王朝不得不两线作战，以二十万兵力分四路南下平叛，以十万兵力西出抵羌；同时几万人渡河定居，设置张掖、酒泉等郡。战事加扩地，后勤供给顿时紧张，兵、马、武器大大增加。 
　　在这国处危境、大敌当前的关头，正在齐王国相任上的卜式，心急如焚，寝食不宁。上书朝廷，请缨出战，表示愿与自己儿子一起率领齐地骁勇善战和拨船涉水之士奔赴前线，以力效国。这又是不同凡响，对于那些惯享利禄、贪生怕死的王公、官僚来说，简直连想也不曾想过。武帝便想利用这一典型来唤起人们的爱国之情。于是，再次下诏予以表彰，赐爵关内侯、黄金四十斤（《资治通鉴》载“六十斤”，以《汉书》为是），田十顷，“布告天下，使明知之”。然而，与武帝“风教”愿望相反，“天下莫应”，特别是那些王公贵族中上百位封得列侯的人，对朝廷的号召置若罔闻，对国家的忧患熟视无睹，竟没有一个要求从军征战。这使武帝十分恼火，遂利用这年九月列侯献金助祭之机，以酹金不足为由夺爵一百○六人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酹金失侯”事件。这些人既想保命，又怕失财，结果失去了王侯地位。同时，武帝又任命卜式为朝廷御史大夫。 
　　 

指陈时弊 

卜式担任御史大夫后，指陈时弊，直言不讳，这在当时的朝廷里是比较突出的。 
　　汉初以来，盐铁为私人经营，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。于是富商大贾、豪强地主往往占有山海“专山泽之饶”。国家财政收入大受影响。为了改变这一现象，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，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，把冶铁、煮盐、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有，由政府垄断经营。同时，他还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，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，调剂运输，平衡物价。 
　　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两项重要的财政措施，对其实行的效果武帝和大臣们非常满意。但卜式敏感地发现这两项政策推行过程中产生的弊端，因而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。他认为：盐铁专营，国家统得过死，连制作盐铁的工具也统一规定，但官营农具质量不好，价格又贵，地方不便使用，可有的地方强迫人民购置，这是不顾民苦的作法。均输政策中征收船只税，挫伤了商人从事船运的积极性，从而影响了商品流通，使物价有所上涨。对这两件事的指责，涉及到对国家政策的看法，关乎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，因而引起武帝的极大不满，“上由是不说式”。次年，便借故把他贬为太子太傅。 
　　不久，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，并兼管天下盐铁。武帝北巡朔方，东封泰山，历次巡游，“所过赏赐，用帛百余万匹，钱金以巨万计，皆取足大农。”（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从而深得武帝赞赏和信任。而卜式对此却不以为然。元封元年（公元前１１０年）小旱，武帝下令百官求雨，卜式趁机上书，阐发自己对桑弘羊理财之法的看法。他说：地方官吏应当靠租税收入解决支用需要，可桑弘羊则要官吏从事经商活动，贩货逐利，鱼肉百姓，造成天怒人怨。只有杀死桑弘羊，天才下雨。这在桑弘羊宠荣无比、炙手可热的当时，没有刚正之骨是做不到的。班固赞他“质直”，是恰当的。 
　　总之，卜式是西汉时期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物。作为一介布衣，他致富不忘义，自觉济国难、解民困，其精神和行为十分可贵；作为朝廷官员，他致治地方，直言敢谏，这在封建王朝中也是少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