豫商精神与晋商及徽商之比较
2010-10-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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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是我国商人、商业和商文化的重要发源地，我国早期的商业活动、商人代表和商业理论都可认为是源自河南，因此豫商是我国最早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商业群体，在中国早期的商帮文化里，豫商占有重要地位。而康百万家族无疑是近代豫商的代表之一，其经营思想、经营方式、经营地域、文化理念、财富使用等方面都代表了豫商独特的精神气质。
长期以来，学界对晋商、徽商研究甚细，而对豫商言之尚少，且概念模糊，乃至明清十大商帮上都缺失了“豫商”的名字，而在中国新五大商帮里，豫商更是寂寂无名，让源远流长的“商道”精神在中原大地上几乎无所依托。
河南是中国商文化的发源地。辛树帜《禹贡新解》因丁山《九州通考》说，豫州以谢地得名，《诗·嵩高》、《郑语》记载了周宣王为申伯营谢，甚至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郑桓公也曾经打算迁往于此，可见在先秦时期河南地区的环境之优美舒适，宜耕宜居，交通便利，正是诸多的便利条件，剩余产品的大量出现增加了商品交换的可能，“殷人重贾”也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社会风气。并且河南商人经商的传统由来已久，在中国早期的商帮文化里，豫商是领导者。我国最早有史书记载的商业活动，就是夏朝中期殷人“肇牵牛车而远贾”，居住于今河南商丘的商始祖王亥带领商族人“做服牛”“以为民利”，以帛和牛当货币，在部落间进行交易。“商人”一词由此得名。南阳的范蠡和濮阳的吕不韦堪称时代商雄，商丘之计然是为中国最早的商业理论家；范蠡以计然为师将商业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，“情商”吕不韦，筹划完成了“货天下”的宏图大业，堪称一代人杰。早期的豫商精神集大成者洛阳人白圭在说到经商之道时讲：“吾治生产，犹伊尹、吕尚之谋，孙武用兵，商鞅行法是也。”概括之，我们可以说是“智”、“勇”、“仁”、“强”的能力和行为素质，并且他把经商与智慧、道德相互联系，形成了豫商乃至整个中国商业精神的内核，以致太史公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里，毕恭毕敬地将白圭奉为“天下治生祖”。除了优秀的商业精英，汉唐时代的洛阳、北宋的都城汴京，不仅是全国的政治、文化中心，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、最繁荣的商业都市。北宋以后，虽然经济、政治中心南移，但中原大地的开封、洛阳、商丘等地仍然是繁华的商埠重镇。
提起豫商，尤其不能不提纵跨明、清、民国三个历史时期，富裕十二代，历经四百多年辉煌的巩义康百万家族，该家族可称为历史上豫商当之无愧的代表。康家从明朝中期以经营店铺起家，以利用漕运发家，以收购土地兴家，以儒家文化传家。其产业巨大，声名显赫，他们运用手中财富，凭借黄河、洛河舟楫之便，搞航运贸易，经营盐业、木材、粮食、棉花、布匹、丝绸、钱庄、药材等。到清代中期，康百万家族富甲豫、鲁、陕三省、船行洛、黄、运、泾、渭、沂六河，两次悬挂“良田千顷”金字招牌，土地达十八万亩，财富无以数计，成为中原一大富豪。民谚称其“头枕泾阳、西安，脚踏临沂、济南；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，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”。一九○○年八国联军攻战北京期间，康家曾为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在黑石关修建行宫、架设浮桥、铺设御道，还向朝廷奉献百万银两，被慈禧太后赐封“康百万”，名扬天下。民间百姓还将康百万与巨富沈万三、阮子兰并称为“三大活财神”，印成年画张贴，祈致财富。
中国人常言“富不过三代”，而康百万家族却创造了中国财富的神话，堪称一代儒商的典范、豫商的楷模，特别是其富含哲理的家训《留余》令人印象至深：
留耕道人《四留铭》云：“留有余，不尽之福以还造化；留有余，不尽之禄以还朝廷；留有余，不尽之财以还百姓；留有余，不尽之福以还子孙。”盖造物忌盈，事太尽，未有不贻后悔者。高景逸所云：“临事让人一步，自有余地；临财放宽一分，自有余味。”推之，凡事皆然。坦园老伯以“留余”二字颜其堂，盖取留耕道人之铭，以示其子孙者。为题数语，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：“若辈知昌家之道乎？留余忌尽而已。”时同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敬题。
世代相传的“留余”祖训所体现的“尚中庸、积荫德、重家教”思想正是传统豫商精神的精髓，与新时期和谐的商业道德要求殊途同归。
以康百万家族为例，可以看出豫商和晋商、徽商在经营思想、经营方式、经营地域、文化理念、财富使用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。
从经营思想上看，晋商重钱不重官，“学而优则贾”(山西常氏家训)，全心做生意，从小就教育孩子如何赚钱；徽商重官不重钱，有极重的“官本位”思想，追逐财富只是手段，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，从小就教育孩子做官；而豫商往往处变不惊、深藏不露，克服了根深蒂固的“学而优则仕”(《论语·子张》)、“尊儒黜商”的传统观念，推崇文化，兼容并蓄，亦儒亦农亦商。以后人对陶朱公“忠以为国、智以保身、商以致富”的评价来概括豫商精神，以崇官、拥官和爱官总结为与官员交际之道是不过分的。豫商真正做到了扬诸商之长、避诸商之短。
从经营方式上看，晋商从小买卖起家，精打细算，以经营票号、高利贷为主，兼营北方所需的粮、棉、盐、茶叶、布、丝绸等；以关公之“义”，在经商处建会馆以结帮，开辟了“走西口”之路，开创了我国的金融业；徽商崇尚文化与政治，主要以钱庄典当为主，经营盐、茶、木材，亦儒亦商，与政治极力结缘，或投机取巧，或以丝绸、粮食等，谋取大利，“足迹遍天下”，有“无徽不成镇”之说；豫商地处中原，认为“金木水火土”，土为中，土生万物，信守“土能生白玉，地可发黄金”的正统思想，守中虚外，因而以土地经营为主，兼营盐业、木材、粮食、棉花、布匹、丝绸、药材等业，从土地的拥有量上，可以说是全国商人之冠。
从经营地域上，晋商的主要经营范围是通过走西口，以耐风沙干旱的骆驼为主要运载工具，向晋北、内蒙古甚至白俄发展；徽商则主要在两淮、江浙或长江中下游地区，以船队为主要运载工具，有时顺运河甚至海路北上至京、津地区；而康百万则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线，通过黄河、泾河、渭河、洛河、运河、沂河等水路，向周围发展，西部最远至兰州，东部最远北至京津，南达沪杭等地。运载工具既有敢于在险峰恶浪中行驶的船队，又有适宜长途贩运的骡马“高脚队”。
从文化理念上看，晋商信奉“学而优则贾”，让家族中一二流子弟经商，三四流子弟参加科举考试，用一流的人才、一流的经营头脑缔造晋商队伍，从而使其异军突起；徽商贾而好儒，经商喜欢文化，以文会友，书不离手，由儒而商，由商做官，官商互济，成功之后，买书、刻书、买画、听戏、建书院、建园林；豫商位于天下之中，经济交通发达，中原地区文化源远流长，豫商深受河洛文化、儒家文化影响，并吸取了法、兵、道诸家文化思想，以农为本，亦农亦商亦儒，把书读好、经商与土地联系起来。
从财富使用上看，晋商发达之后，在家乡建立起宽阔的宅院、城堡式建筑；徽商则无外乎两条路，一是在家乡盖豪宅、别墅、园林和戏楼，购买土地，悠游天下，养老送终，建牌坊、造祠堂；一是让自己的儿子读书考科举，做官；豫商则把自己积累的财富购买大量土地，并构筑起庞大的地主庄园。作为豫商代表的康百万，良田上千亩，建起了占地二百四十多亩、由十九个独立区域组成的犹如一个小型社会的庄园，关起门来，便可以自给自足、自产自销。
从创业方面看，晋商以小胜大，往往从小商贩开始，精打细算，滚雪球，各成体系，渐成气候；徽商则以观察入手，投机取巧，互相联合，形成商帮；康家采用的是诚信经营、勤俭持家、多种经营、制度取胜。康家认为金银财宝都属于“浮财”，容易一朝散尽，因此靠河运发财，靠土地致富，靠“贡献”得官，形成农、官、商一体。
从家庭、婚姻来看，晋商、徽商“轻离别”，一去数十年不回属寻常事，豫商以河洛文化为核心，重乡土，恋家乡。晋商长期在外，婚姻不幸；徽商灯红酒绿，多纳妻妾；康百万则要求妇女“三从四德”(仪礼·丧服·子夏传)、家教极严，而且打破传统，实行“一夫一妻”制。
豫商精神厚重而深沉，又充满了生命力。既如张民服先生所说：“豫商在中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纵横驰骋了四千余年，不仅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商品物资，而且创造出诚实守信、忠贞敬业、坚韧不拔、刻苦耐劳、处变不惊、沉着应对、积德行善、扶危济困等许多优秀的豫商精神，这些精神财富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一部分。”又如现代豫商的优秀代表许家印在二○○七年第二届豫商大会上讲到的，“优秀豫商不论大小都有共同之处，都带有中原文化气息和故乡情感的草根精神，开拓进取的精神，钻研精神，吃苦精神，创业精神，诚信精神，奉献精神等等，豫商精神已成为中原文化新的组成部分和宝贵财富”。他们对于豫商精神都进行了凝练的概括。
以康百万家族为例，分析豫商、晋商和徽商的差异，可以大致总结出豫商独特的精神特点，即崇尚中庸、低调内敛，勤俭为本、耕读传家，乐善好施、欲取先予，诚信义利、知人善任，审时度势、敢为人先，保持特色、勇创品牌。
其一，崇尚中庸，低调内敛。康家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备至，其中“忠、孝、节、义”，在其处处悬挂的匾额、楹联上多有体现，比如“致中和”(《中庸》)、“居贵敬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、“行贵简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、“端洁退让”《礼记·曲礼》等等不一而足，一种处惊不变，博大宽容的气魄自然而成。其中康家家训更加充分诠释了这种精神：“留有余，不尽之财以还百姓；留有余，不尽之福以还子孙。”“临事让人一步，自有余地；临财放宽一分，自有余地；临财放宽一分，自有余味。”“若辈知昌家之道乎？留余忌尽而已。”康家处处恪守“留余忌尽”的家训，既传承了传统的儒家中庸之道，又与当今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其二，勤俭为本，耕读传家。“克俭克勤思其艰以图其易，是彝是训言有物而行有恒”，勤俭治家、为诚于国，经过十几代的苦心经营，终积累起百万巨富，曾两次悬挂“良田千顷”匾牌，置地达十八万亩，雄冠全国。“处世无他莫若为善，传家有道还是读书。”(《书经·周书·蔡仲之命》)耕读有道、诗书传家，康家重视读书和教育，契合了当前大力提倡的“学习型社会”和科教兴国战略，既是康氏家族商业长盛不衰的原因，也是豫商长盛不衰的动力源泉。
其三，乐善好施，欲取先予。康百万家族富仁兼备，重视慈善事业，多次以公益为手段，修黄河大堤，建学校、赈灾民，既纾解国难，又救民于倒悬，被山东开封等受灾的老百姓称为“大善人”，赢得了民心和朝廷的赏赐，既达到做官的目的，又得到了朝野主流的认可、赞誉。灾荒之年，在自己产业所在烧毁契约，仗义疏财，设置粥棚，赈济灾民，赢得一方百姓的良好口碑，良好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形象反过来又促进了其商业的发展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。如今，悬挂于门前“一门里”、“毁家纾难”(《左传·庄公三十年》)、“德懋行芳”(《船山史论》)等匾额仍在述说着其功绩。
其四，诚信义利，知人善任。康百万家族在经商和理财的过程中，以优良的商业道德营造了和谐的经商氛围，终于赢得广阔的市场和经久不衰的品牌声誉。康家经营管理系统中当时有四老相公(相公相当于现在的管理者)、八大相公、三十二相公之说，构建起一个运转高效、合理的金字塔式的商业和家族管理机构，在人才方面层层选拔，选贤任能，用先进适用的管理方法，把家族企业变为企业家族，使管理日臻完善，保持商业健康良性地发展。
其五，审时度势，敢为人先。中国传统的“学而优则仕”，“尊儒黜商”、“重农轻商”思想，对河南人的影响非常深远，而康百万家族的可贵之处，正在于他们勇于突破，大胆经商，且以经商盈利，以利促教，以教促进入仕。古代交通以水路最便利、成本最低，康百万家地处河洛交汇之区和古都洛阳较近，第六代庄园主康大永大胆突破“仕不经商”思想，开辟大河行船。经营长途运输贸易，促进了各地的商贸联系，扩大了国内外贸易，对当时社会经济、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其六，保持特色、勇创品牌。康百万所经营产业，对于客户服务细致，坚持“以义致利，以义为上”，不以盈利多寡而有参差之别，即使在康百万家族面临极端困难时也能以信为本，履行合同，优秀的经商作风为康氏家族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响当当的“康百万”的金字招牌。这又与现代积极提倡的品牌意识不谋而合。
“豫商”久远而厚重，令人景仰。韶华易逝，沧海桑田，世界在变化，豫商精神也在不断的发展中传承着，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它新的内涵。
面对着悠久的历史和蓬勃发展的今天，豫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。例如豫商的交易成本比较高，就是因为河南商业诚信品牌的缺失。而且，豫商与其他商帮相比，略显得较为分散，也没有在某个行业形成强大的“垄断力量”。还有“官商”过多也成为一把双刃剑，豫商要真正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团体，还需要在中原这片文化沃土中汲取更多的营养，锻造出更加适应现代发展的商帮文化。“如果没有一种凝聚力的文化，商帮的概念就是虚幻的。”
